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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11月27日电 (记者 侯志雄 徐雪)甘肃党政机关的相关部门、群众团体等近期多次以走访调研、座谈等方式围绕民营企业的权益,推动解决具体经营困难和发展问题。

  甘肃省民间商会副会长、甘肃陕西商会会长张建忠说,甘肃省工商联对民营企业的情况调研很“扎实”,协调解决了许多企业存在的问题。

  张建忠举例说,甘肃10多年前发的有关文件,使他的企业在申请办理资质过程中遇到障碍。甘肃省工商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反映民营企业呼声。官方进行调研及研判后,及时清理废除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文件。张建忠说,“这是实实在在为民营企业发展‘松绑’”。

  民营企业发展一直是商会及企业家们“最关心的事”。张建忠注意到,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央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愈来愈高。他说,国家出台政策改变银行激励机制,纳入考核,这样能缓解民企“融资难”,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民营企业对此“企盼已久”。

  甘肃作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扶贫攻坚任务繁重。2014年起,甘肃省民间商会副会长尹建敏将公司进行转型,投资2亿多元在兰州市红古区、临夏州东乡县,发展肉羊、种羊养殖及食用菌培育。她的企业在红古区辐射带动近万人从事养殖;在东乡县力推“东乡贡羊”品牌,成为该县主要产业。2017年,尹建敏的企业被授予“全国百家精准扶贫先进企业”称号。

图为甘肃本土企业以藜麦为原材料生产的食品。 徐雪 摄图为甘肃本土企业以藜麦为原材料生产的食品。 徐雪 摄

  “每年出栏肉羊40万只,其中有30万只来自于贫困农户。”尹建敏介绍说,在此过程中,甘肃省工商联一直在企业走访、调研,解决实际问题,“我做这一切的底气来自他们的引导”。

  让尹建敏感动的是,2017年,她的企业经营遇到资金困难,甘肃省工商联安排专人积极协调当地银行贷款3000万元,为企业“雪中送炭”。她说:“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对企业发展更有信心了,将用企业家精神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南美舶来品——藜麦在甘肃的种植推广可以有助于当地民众脱贫增收。”中国西部藜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新任理事长、中藜生物董事长刘羽桐说,2016年以来,该企业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共同开展藜麦产学研合作,在天祝县成功种植藜麦,今年种植面积已达3.8万亩。

  今年是甘肃省“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官方先后出台了《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甘肃省营商环境评价问卷调查与分析报告》等文件。该省各职能部门致力扭转“管制思维”,破除机制体制障碍,增强主动服务意识。

  比如,政法机关提出了人才落户“绿色通道”、户籍管理“贴心服务”、审批服务“一站办理”等服务经济发展4个方面30条措施优化政商环境。

  又如,发改委对611家涉金融失信企业进行专项治理,对守信行为联合激励,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再如,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关于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28条措施》,在放宽市准入、提升服务效能、维护市场秩序、构建诚信体系等四个方面力挺民营经济大发展、快发展。

  在基层,兰州市开展“千企万商”大走访活动,各级干部走访企业、商会、大中专院校和科研院所2638家,梳理困难问题3307个,解决3189个。

  甘肃省长唐仁健近日在兰州市调研民营企业发展时表示,这里有很多“宝贝”企业,在一定区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各自行业有不少“绝活”。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对接做好服务,既帮政策也帮市场,把这些“宝贝”企业培育好发展好。针对民营企业建立“绿色通道”,及时帮助企业解决“成长中的烦恼”。

  甘肃省工商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参与甘肃省“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民营企业已达到1525家、帮扶贫困村2027个、企业投入总金额36.34亿元,其中产业扶贫项目投资31.57亿元、就业扶贫发放工资3.42亿元、公益扶贫捐款捐物1.27亿元、技能扶贫投入757万元、带动贫困人口33.45万人。

  甘肃省工商联常务副主席赵少智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培育发展民企方面,甘肃正在实施的“双百千”培育工程,已统筹建立了数据库体系,将用5年时间,培育100家年销售收入超10亿元发展态势良好的民营骨干企业,培育100名优秀民营企业家;培育1000户充满活力、成长性强的中、小民营企业。(完)

  人民网北京11月27日电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19年专项扶贫资金909.78亿元,助力地方提前统筹谋划2019年脱贫攻坚工作。

  在此次提前下达的909.78亿元中,安排资金120亿元,继续重点支持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并将资金分解到具体区、州。

  财政部表示,2019年是脱贫攻坚战“啃硬骨头”的关键一年,也是大多数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的收关之年。为进一步提高地方预算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帮助地方提前谋划和打赢脱贫攻坚战,近日,中央财政提前下达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9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909.78亿元,约占2018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60.95亿元的86%。

  财政部要求,各地要继续支持深入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等文件要求,开展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安排贫困县的资金增幅不得低于该项资金平均增幅。分配给贫困县的资金一律采取“切块下达”,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不得指定具体项目或提出与脱贫攻坚无关的任务要求。各地要严格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提前谋划,切实管好用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确保资金精准高效使用。

  宜昌11月24日电 (董晓斌 郭晓莹)“仿制药能治疗疾病,造福民众,应该给予支持。”加拿大渥太华医院研究所高级科学家刘兴权24日在湖北宜昌表示。

  当天,第十八届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简称“华创会”)生物医药专场宜昌分会场活动开幕,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柬埔寨等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区的生物医药领域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中国高端仿制药国际化路径。

  仿制药是与被仿制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的替代药品,具有降低医疗支出、提高药品可及性、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等重要经济和社会效益。国际上普遍采取鼓励创新和鼓励仿制并重的政策取向,并在促进仿制药研发创新、供应保障、临床使用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近17万个药品批文中95%以上是仿制药,在药品市场中,仿制药是民众用药安全不可缺少的一环。

  宜昌人福药业公司副总裁于群表示,随着全球药品专利到期,各国医药支出优化对仿制药需求增加,国内仿制药行业正快速跟国际标准接轨,“因此药企要抓住机遇,整合资源,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参与全球产业竞争。”

  东阳光药业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霁表示,仿制药“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仿制药企业需要增强研发实力,凸显品牌效应,提高医药品质,让民众用上高质量的仿制药。

  宜昌市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生物医药产业是该市重点培育的千亿产业之一,该市正围绕“大健康”产业,谋划打造国内一流的仿制药生产基地,促进生物医药、康养产业发展。

  美国国际痛症医学研究院名医专家、名誉院长吴兆表示,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宜昌依托产业优势,差异化发展,建设国家仿制药生产基地,政府出台政策大力支持,极大增强了海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此次“华创会”生物医药专场分会场活动,由国务院侨办和湖北省政府主办,湖北省外侨办、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宜昌市政府承办。(完)

  11月23日电 据中国领事服务网网站消息,近期,尼日利亚因国内政治日程安排,各类大规模集会等活动增多,公共安全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

图片来源:中国领事服务网网站截图图片来源:中国领事服务网网站截图

  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提醒在尼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注意安全,加强防范。切勿前往集会现场,更不要在集会现场逗留拍照、摄像,在公开场合谨言慎行。尽量不要夜间出行或单独前往偏僻地点,避免前往人员密集或敏感场所。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或驻拉各斯总领馆联系寻求协助。

  尼日利亚报警电话:911

  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24小时):+86-10-12308或+86-10-59913991

  驻尼日利亚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234-8065842688

  驻拉各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234-8056666116

  本提醒有效期至2019年5月30日。

  中国竹笛乐团《上善若水》音乐会将登台国家大剧院  

  2018年12月12日,一台由著名竹笛演奏家、教育家张维良领衔中国竹笛乐团的“《中国故事之一:上善若水》中国竹笛乐团民族室内乐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独特的乐队乐器配置,当下国际语言专门为竹笛量身打造的作品以及国际团队创作的与音乐完美贴合相得益彰甚至成为音乐语言一部分的多媒体视觉,是张维良中国竹笛乐团近年来越来越收到海内外观众尤其是音乐界同行关注和喜爱的“制胜法宝”。

  “《上善若水》中国竹笛乐团民族室内乐音乐会”由国家大剧院与中国竹笛乐团、欧艺视界(北京)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音乐会演奏的所有曲目均为原创,乐团委约包括张维良、杨青、高平、崔权、梁雷[美]、乔伊·霍夫曼[美]等多位中外知名作曲家对本次音乐会曲目进行“量身打造”。乐团艺术总监张维良表示,“中国竹笛乐团成立于2012年,至今每年都会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一场原创作品音乐会,今年将展开以中国传统文化‘五行’为题,用音乐表现的手段进行诠释。推出本次音乐会,就是其中之一。以全部委约新作品的方式,结合当今一流作曲家进行创作,不论对作曲家和演奏家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国民族器乐——竹笛表现的多样性的又一新的探索。”近日,北京晨报记者就《上善若水》音乐会采访了张维良。

  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北京晨报:为什么要选择“水”作音乐会的主题?

  张维良:这场音乐会,我的想法是以中国传统题材五行为主题。今年开始做中国故事,应该叫《中国故事一:上善若水》。我打算从水开始来做。水的概念,像我们的古文里所讲的,它不仅是停留在水的方面,这个概念很多是延伸出去的,演化出很多种解读。所以,我想围绕这个核心,以这个中国传统的题材,让作曲家充分地去想象。

  北京晨报:竹笛极具个性化,单一乐器组成的乐团如何来达到和谐?

  张维良:这次是十支竹笛担任十个声部。这也是我们经过实验确定下来的。因为中国乐器是有这个问题的,假如说一个声部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音肯定不准,声音还不统一。这两个人不统一再加上这个声部和另一个声部的两个人还不统一,那就会将缺点无限地放大,这是不可想象的混乱。虽然这也可以解决,但这种训练就更复杂。

  事实上,通过实验下来,我们现在有的曲子是10个人,有的曲子8个人,跟原来的20个人对比,非但没有损失,效果还更好。像我们请的美国作曲家霍夫曼,他写过20支笛子的曲子。虽然是20支笛子,但他写的是20个声部。我是从这里得出的经验。霍夫曼很喜欢中国乐器,老在研究琢磨这东西。20个声部至少是八度,不可能同度,所以他变成20个声部,一个和声出来就威力巨大,而且音乐的张力真是不可想象。这次是以笛子作为主体,又融入了古筝、琵琶、二胡和打击乐,再加上有的曲子还有一个声乐唱的,等于说十七八个人。使它实际上在表现上、整体的和声和整体的音响折射反射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变化。

  寻找中国民乐的“国际听觉”

  北京晨报:你对于听觉有自己的见解和要求吗?

  张维良:我觉得现在要尽可能地使用各种形式,通过创作来寻找到中国乐器的新的表现力,让它确实从听觉上让老百姓听的爽、听的舒服,要完全客观地表现这个民族的音乐,就不能带有感情色彩。我们现在观众去听《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听的是什么?带有情感的、来怀旧的,老人们是来过瘾来的。如果我们职业音乐就仅停留在那过瘾,然后来怀旧来的,那我们太悲惨了!我们应该担当起来的是去推动它、去发展它,甚至说去融入国际,寻找中国民乐的国际听觉。国际听觉并不是以西方为主导,是世界的都可以融进去。

  北京晨报:其实比咱们融到世界里边的各个国家的不同风格的音乐要早很多吧?

  张维良:没错。你比如说《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步步高》等,这一类的基本上是齐奏。那是江南丝竹、潮州音乐的方式来演奏,这是民间和传统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今天,如果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形式,拿到国际上去,那么我们只能说是,“地球上还有这样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史学的角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东方,我觉得有意义。”但我觉得,今天当代音乐的创作,应该从中取其他的这种特色。中国人的音乐中的拐弯、装饰,甚至音色的特别之处。再通过作曲家的编创,采用这些元素成为当代人们听觉能接受的音乐。另外,我们不要一提起西方像触电一样,西方这两三百年,伴随着工业革命,通过乐器制造,形成了西洋管弦乐队为格局的一个发展路数。所以它的音响是追求协和的,从它古典的室内乐开始,它就必须协和。

  研究“他”文化将使自己无比强大

  北京晨报:你对中西乐器的发展历史也很有研究吗?

  张维良:正是因为有所研究并且做了科学的中西乐器对比,所以认识到研究“他”文化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性。这种探索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对“他”文化的探索将会使你也进入“他”文化中。而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中国文化会因为关注研究“他”文化而变得很强大,甚至是真正的强盛。当然它的难点在于你先要吃透中国传统文化。

  那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我们搞民乐的,就是来自传统呀!老师手把手教的。但到了今天,我们进入传统很难,走出传统更难。我现在做的是“走出去”,因为我的血液里都是传统。因为你的音色,你的乐器构制,你出来整个音乐情感和你的语言,人家一听根本不是西方的。但是他们喜欢听实实在在来自东方的音乐,那我们就成功了!所以,我们不能用狭隘的思维去思考,那样的话,我们中国器乐是没有未来的,没有出路的。

  中国民乐需要“标准化”训练

  北京晨报:中国民族乐器的出路在哪儿?

  张维良:我们从事的是民乐演奏,应该有新的训练要求了,就是要“标准化”。有了标准再让你自由在里头玩你的中国音乐。什么叫标准?比如音准,你既然三个人在一起演奏那就要准。因为它会形成一个合力、和声。首先律学、声学方面,你要有基本原理去指导的训练。还有节奏和音色的考究,音色不考究各种音色奇奇怪怪的。因为我们的乐器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和科学的改造过、进步过。所以我们的乐器实际上是十分的落后。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的演奏员就更艰难了。乐队要“标准化”训练,作品要适合你中国乐器演奏的。

  经过我们五六年的实践,效果是很明显的。我们与英国爱乐、伦敦爱乐合作,像他们团长大卫·威尔顿,他就说“我听了一辈子中国音乐没听懂,感觉特别复杂,中国音乐太古老了”。但他听了我们竹笛乐团在英国皇家音乐厅演出,一千多人全场爆满,全是英国人来看,演完还被请求返场好几首。他说“今天你们的音乐会我们都听懂了!”如果你要需要到世界范围去讲你的故事,人家就听不懂了。我们用文字表述来举例子,就像你要讲一个古老的中国文化、故事给外国人听,你不能用一口中文讲,去描绘我们两千年来的历史有多么精彩,人家是听不懂的。你至少要用英文的方式来讲。如果英文我们表达不准确,用法语代替也可以,至少要国际化,人家才能听懂。

  那我们怎么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我认为我们如果要通过音乐的语言让国际上都能听得懂,那我们的音乐就要“说”国际“语言”。那么什么叫音乐国际的“语言”?就是我们的演奏的手法和办法,包括编创都应该有这个理念思维去思考,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了,我们的音乐就是一个强大包容自信的民族的一种呈现。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李澄